仇恨言论的另一面：暗语文化与充满争议的对抗力量

上一篇聊了网络排外言论参与者的真实画像。这一篇往前走一步:看看这些言论在网络上呈现出的一些独特文化现象,以及另一端——那些站出来公开反对仇恨言论的民间团体,他们做了什么,又面临着怎样的争议。

躲避审查的”暗语文化”

随着各大平台陆续加强对歧视性内容的关键词审查,以及日本法律和地方条例对仇恨言论的定义逐渐清晰,一部分想要继续发表歧视性内容的网民,开始用一些迂回的表达方式来绕开审查机制——比如用读音相近但意义完全无关的汉字来替代敏感词,或者用某种约定俗成的符号、代称去暗示特定的国家和族群。

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表达的”隐语化”。它某种程度上印证了一个有点讽刺的事实:这些人为了绕开审查、把攻击性的内容包装得不那么直白,反而要投入更多的心思去研究文字游戏和暗号系统。想说的话越是不能直说,花费的功夫反而越多。不过具体的暗号规则本身没有必要展开——这类内容本身就是一种需要被识别和治理的对象,而不是值得详细拆解传播的”知识”。

民间反对仇恨言论的力量:C.R.A.C. 的由来

与排外示威同时存在的,是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反对力量。其中知名度较高的是”对レイシスト行动集団”(Counter-Racist Action Collective,简称 C.R.A.C.)。

这个团体的前身是2013年在新宿成立的”要收拾种族主义者队”(通称”しばき隊”)。当时,在东京新大久保等在日韩国人聚居地区,一些排外团体在示威结束后会继续对周边的韩系商铺、学校进行骚扰。为了阻止这种行为,一批市民自发聚集起来,在商店街周边组成人墙进行非暴力抗议。到2013年3月,聚集起来的反对者人数一度达到排外示威者的三倍左右。同年9月,该团体改组为现在的 C.R.A.C.,活动方式也逐渐从最初的非暴力抗议,转变为更激烈的现场对抗——包括用高声呼喊、聚众围堵等方式压制对方的示威声量。

这种对抗性的策略客观上确实起到了一定效果:在一些反对者持续到场的地区,排外团体后来明显减少了公开示威的频率。这也是这个团体在部分舆论中获得支持的原因——对于长期承受骚扰的在日社群来说,”终于有人愿意站出来”本身就有一定的心理安慰作用。

争议与局限:这不是一个没有瑕疵的故事

不过如果把这类团体简单地描绘成”正义的化身”,并不符合实际情况。C.R.A.C. 及其前身自成立以来,方法和边界一直存在争议。比较严重的一次风波是2013年发生的一起团体内部暴力事件,当事双方为此打了多年官司,法院在后续判决中认定部分参与者对现场暴力行为负有法律责任,这起事件也让”反歧视运动内部同样可能存在滥用暴力”的问题被摆上台面。

另外,进入选举季节时,这类团体针对政治人物街头演说的对抗行为,也频繁引发关于”这究竟是言论自由的正当行使,还是对他人发言权的实质干扰”的争论——批评者认为大声压制对方发言本身就是一种妨碍表达自由的行为,支持者则认为这是应对仇恨言论时”以正压邪”的必要手段。这个分歧至今没有定论,日本社会对这类对抗性反制手法的评价始终是分裂的。

换句话说,民间社会里既有排外的声音,也有反对排外的声音,但反对的一方同样不是铁板一块,其手法本身也在被不断审视和质疑。

“揪出真实身份”这件事,该怎么看

除了街头对抗,坊间也流传着另一种做法:一些反歧视活跃人士会尝试通过网络溯源等方式,找出发表极端仇恨言论者的真实身份,并将其曝光,甚至联系其所在单位施加压力。在极其看重”世间体”(社会声誉)的日本社会文化中,这种做法确实可能对当事人构成现实层面的压力。日本法务省对此也提供了通过平台正式举报、请求删除的官方渠道,与民间自行”起底”曝光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。

但这里需要谨慎看待:这类做法游走在法律和道德的灰色地带,和上一篇提到的”发信者情报开示请求”这种经过法院审查的正式法律程序完全不同——后者有明确的司法监督和救济渠道,而民间自行”起底”曝光,本身也可能构成对当事人隐私权、名誉权的侵犯,一旦信息有误或用力过度,反而可能让曝光者自己陷入法律纠纷。这种手法有没有效果因人而异,但它显然不是一种可以被简单推荐或效仿的”维权模板”。

写在最后

网络排外现象的另一面,是它催生出了同样活跃、同样充满争议的对抗力量。这提醒我们,不管是排外的一方还是反对排外的一方,都不适合被简化成非黑即白的道德叙事——真实的社会图景永远比”好人 vs 坏人”复杂得多。

了解了这些网络生态和民间对抗的复杂性之后,回到最初那个更实际的问题:如果真的遭遇了针对性的、造成实际伤害的仇恨言论,普通人能走的正规法律途径有哪些?成本和收益又是怎样的?这是这个系列最后一篇要讲的内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