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大企业薪资接连创新高,但加薪红利的分配远非均匀。从就业冰河期世代的困境,到40岁前后的人所处的真实位置,我们试图诚实地清算一笔账。
加薪潮是真实的,但不是人人都在涨
近年来,日本大型企业接连宣布大幅加薪。大和房屋工业将应届毕业生起薪提高到月薪35万日元,明治安田生命约4.7万名员工平均涨薪5%,优衣库、三得利、三井住友银行也相继加入。数字看起来振奋人心。
但这波加薪的主要动力,并不是企业效益突然大幅改善,而是严峻的人才荒。企业为了争夺年轻劳动力,主动抬高了入场价格。
日本70%的就业由中小企业承载。大企业加薪幅度普遍在5%以上,而中小企业平均仅在3%左右。这种差距,正在加速人才向大企业集中,进而威胁地方中小企业的生存。
日本政府目前正在推动立法,防止大企业对下游供应商进行压价,希望通过疏通产业链,让中小企业也有加薪的余地。
谁在涨,谁在跌:一张残酷的年龄对照表
以下数据对比了2019年(疫情前)与2024年各年龄段的薪资变化幅度,来源于日本厚生劳动省相关统计。
各年龄段薪资涨幅对比(2019→2024)
| 年龄段 | 薪资变化 | 背景说明 |
|---|---|---|
| 20代前半 | +11% | 企业为争夺新人,入场价格大幅上调 |
| 20代后半 | +10% | 年轻层整体受益于人才争夺战 |
| 30代 | +8% | 涨幅开始收窄,但仍为正增长 |
| 40代 | +5% ~ +6% | 增幅明显低于年轻层 |
| 50代前半 | −3.1% | 绝对值出现负增长,处境最为严峻 |
规律非常清晰:年纪越轻,涨得越多;年纪越大,涨得越少,甚至开始倒退。这不是偶然,而是企业资源分配逻辑的直接体现。
就业冰河期世代:被时代碾过两次
现在50岁前后的人,在日本被称为”就业冰河期世代”。他们在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步入社会,遭遇了泡沫经济破裂后最严酷的就业环境。
学生时代
第二次婴儿潮的后代,升学竞争激烈,考试压力极大。
20代 · 步入社会
遭遇平成大萧条,大批人无法成为正式社员,被迫从事派遣、兼职等非正规就业。
30代 · 熬着
经济持续低迷,薪资长期停滞,储蓄也难以积累。
40~50代 · 规则换了
日本传统的”年功序列”(论资排辈)制度宣告崩溃,企业转向以技能和业绩论英雄。但他们年轻时未能得到系统培训,许多人来不及积累核心技能。
更令人担忧的是长远影响:当这一代人陆续退休时,因为一生收入有限,养老金和储蓄都不充分,”没有经济能力的贫困高龄者”将大幅增加。而届时需要承担这份社会保障压力的,是人数本就稀少的年轻世代。
40岁这代人:复杂的心情,与被忽视的委屈
对于现在40岁前后的我来说,这一切看起来像是一种结构性的不公平——熬了多年,眼看年轻同事的薪资迅速追上,而自己所在的年龄段,资源却在悄悄倒流。
我太太曾感慨:公司里的年轻人和我薪资差距越来越小,可我大她整整12岁。这句话刺痛的,不只是数字,而是一种长期努力与回报脱节的疲惫感。
在理性层面,这件事可以接受:政府和企业把资源倾斜给年轻人,对整体社会有利,年轻人涨薪也意味着消费有望激活,年金体系未必会彻底崩塌。
在情感层面,难以消化的是:从未有人正式承认这代人吃过亏。日本社会惯于把结构性问题默默消化成个人的”时运不佳”,冰河期世代就是这样被处理掉的。
最朴素的诉求,其实不是要求补偿,而是:能不能在明面上,多照顾一下这代人的感受。这个要求,成本很低,却几乎从未被正视过。
但要诚实说:40岁这代人,也有时代给的红利
讲完委屈,也有必要诚实地盘一盘账。40岁前后这代人,并非只是时代的受害者。
互联网红利的早鸟期
这代人是第一批在互联网还”不卷”时进场的人。博客、论坛、早期社交媒体,那时候只要你在场、肯做、肯写,就能积累影响力。今天同样的努力,在信息海里连水花都难起。
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机会窗口
无论是房产、股票,还是某些行业的早期入场,这代人赶上了信息还不透明、竞争还不充分的年代。如今的年轻人面对的是一个”所有机会都被算法定过价”的市场,洼地几乎不复存在。
模拟时代训练出的专注力
这代人有一段童年是没有智能手机的。无聊时只能读书、发呆、和人真实相处。这种被动积累的专注力和耐性,是现在许多年轻人需要刻意练习才能获得的东西。
身处两个世界之间的弹性
这也许是最微妙的一点。冰河期世代(50岁前后)是被旧规则伤害的人;现在20多岁的年轻人是在新规则已经写好之后才入场的人;而40岁前后的这代人,是见过两个世界的人——旧的够用,新的也来得及学。这个位置,比看起来要更有弹性。
出路:重塑技能,不只是个人责任
在”终身雇佣制”瓦解、日本薪资体系逐渐与国际接轨(越来越看重个人技能而非工龄)的今天,中年群体面临的压力是真实的。
经济评论家和企业经营者普遍提到一个方向:重塑技能(Reskilling)。主动学习外部的新知识,而非依赖过去积累的经验吃老本。
但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前提:把”转型”完全推给个人,是不公平的。政府和企业有责任为中高年群体提供技能转型的平台和支持,而不是只对年轻人开放通道,让中年人自生自灭。
个人能做的:不等待外部认可,主动积累可迁移的硬技能,尤其是在数字化和跨语言能力上的补强。
政府和企业该做的:为40至50代人提供有实际意义的技能培训路径,而非把转型成本全部转嫁给个人。
小结
日本的加薪潮,表面上是一片向好,但在结构上,资源正在从中高年群体流向年轻人。这在宏观上有其合理性,但对于那些在最难熬的年代咬牙坚持过来、却没能赶上红利的人而言,没有任何一句官方的话正面承认过他们的处境。
40岁前后这代人,处于一个真实的夹层里:比冰河期世代稍微好一些,比现在的年轻人少了一些结构性的优待。但也正因为见过两个时代,在应对变化上,或许有比自己意识到的更多的资本。
委屈是真实的。红利也是真实的。诚实地面对这两件事,或许是在这个时代保持清醒的起点。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