歧视很少是凭空产生的。它需要制度的土壤,需要时间的积累,还需要某种让人们觉得「理所当然」的叙事框架。同和问题也不例外。
如果你想理解今天日本社会中为什么还存在针对特定出身者的偏见,就必须先回到它被制度性固化的那个时代——江户。而如果你想理解为什么明治的「解放」没能真正解放任何人,就必须看清那张「平等宣言」背后究竟什么都没有兑现。
这篇文章讲的就是这段历史:歧视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,又是怎么在名义上被废除之后依然顽强延续的。
江户时代之前:起源仍有争议
关于被差别部落的起源,历史学界至今仍存在不同看法,没有定论。主要有两种解释方向:
一种观点认为,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职能分工。从事屠宰、皮革加工、处理死者遗体、清扫等特定职业的群体,因为工作性质与当时佛教和神道信仰中的「穢れ(けがれ)」——即「不洁」观念——产生关联,逐渐被其他社会阶层疏离。
另一种观点则认为,这种固化更多是近世政治权力主动建构的结果,而非自然演化而来——统治者通过划定身份边界,来稳定社会秩序、转移下层阶级的矛盾。
两种解释并不互相排斥。但无论起源如何,真正将其制度化、使之难以逆转的,是江户时代(1603—1868年)的身份管理体系。
江户时代:制度把裂痕刻进社会结构
江户幕府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身份秩序。通常被概括为「士农工商」的四个等级,但这个说法并不完整——在这四个等级之外,还存在被置于体制边缘的另一类人群。
幕府将从事特定职业的人群归入称为「穢多(えた)」和「非人(ひにん)」的身份类别,并对其施加一系列制度性限制:
职业的强制绑定
穢多身份者被分配从事屠宰(とちく)、皮革加工、鞋履制作,以及处理死者遗体、充任行刑辅助等工作。这些职业对社会运转不可或缺,却因与「穢れ」意识挂钩而遭到普遍忌避。在这套体制下,职业不再是个人的选择,而是出身的标记,且几乎无法跨越。
居住地的强制隔离
他们被要求聚居于特定划定的地区,与其他身份者分隔。这些地区通常位于城镇边缘、河川沿岸或低洼地带——既是地理上的边缘,也是社会意义上的边缘。这种空间隔离,是后来「被差别部落」作为可识别地理单元延续下来的直接原因。
通婚的全面禁止
身份之间的婚姻被明令禁止。这意味着身份的传递是封闭的——一个人一旦出生于这个群体,就几乎没有通过婚配「融入」其他阶层的可能。
这套制度的残酷之处在于它的自我强化:被强制从事忌避性职业,由此强化了「穢れ」的印象;因为「穢れ」的印象,通婚被禁止;因为通婚被禁止,身份无法流动;身份无法流动,职业绑定无法打破——一个封闭的歧视循环,就这样被制度固定了下来。
值得一提的是,这套身份管理并非完全铁板一块。「非人」身份在一定条件下有脱籍的可能,各藩的执行力度也有所不同。但整体而言,江户时代确立了一套将特定人群制度性边缘化的框架,且这套框架延续了约两百六十年。
1871年:「解放令」的真相
1868年,明治维新推翻了幕府体制。新政府的核心议程之一,是建立一个现代化的「平等」国家。1871年(明治四年)8月,明治政府颁布了一道太政官布告,通称「解放令」:
穢多非人等ノ称廃止、自今身分職業共平民同様タルベキ事
(穢多、非人等称呼废止,今后身份职业均与平民相同。)
从文字上看,这是一次彻底的平等宣言。旧的差别身份名称被废除,所有人在法律上成为平民。然而,这道命令在现实中造成的结果,远比宣言复杂——在许多方面,甚至适得其反。
没有配套的经济支援
解放令废除了身份,但没有提供任何与之配套的经济保障。许多家庭世代从事皮革加工等职业,技术是有的,但土地没有、资本没有、进入其他行业的社会网络也没有。「平民」的法律身份,买不来生计的出路。
失去了职业保护,却没得到社会接纳
在江户体制下,皮革加工等职业虽受歧视,却是被制度性「保护」的专营领域。解放令一出,这道保护壁消失了——其他平民可以合法从事同样的行业,竞争骤然加剧。许多原本依赖这些职业维生的家庭,经济状况反而急剧恶化。
「新平民」:换了名字的歧视
解放令颁布后,这些地区的人们在民间被称为「新平民」——字面上是「新加入的平民」,实际上成了一个新的歧视标签。法律上的平等,没能改变周围社会的认知与态度。婚姻的拒绝、就业的排斥、居住地的隔离,以另一种形式延续了下来。
从江户到明治:歧视的时间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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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户初期
身份制度正式固化
幕府确立士农工商体制,穢多・非人身份被制度性设定,职业绑定、居住隔离、通婚禁止同步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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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260年
制度延续,偏见内化
两个半世纪的制度运行,使差别意识从外部强制逐渐内化为社会常识——包括被歧视群体内部对自身处境的内化认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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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68年
明治维新
幕府瓦解,新政府以「文明开化」为旗帜推进现代化改革,身份制度改革被纳入议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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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71年
解放令颁布
法律上废除差别身份称呼,宣布平等。但无配套经济支援,民间歧视意识未受冲击。「新平民」标签随之出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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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治~大正
歧视以新形式延续
就职拒绝、婚姻阻碍、住环境落后持续存在。当事者群体内部开始酝酿自我解放运动,为1922年全国水平社的创立埋下伏笔。
为什么历史在这里特别重要?
了解这段历史,不只是为了填补知识的空白。它对理解今天的同和问题,有两层直接的意义。
第一,它解释了为什么歧视如此顽固。两百多年的制度运行,让差别意识深入了社会的日常认知,乃至宗教感情和美学判断。这不是靠一道命令、一部法律就能清除的东西。
第二,它解释了为什么物质困境和心理偏见会同时存在、相互强化。被迫聚居于劣质土地,造成基础设施落后;基础设施落后,强化了「那里的人」的负面印象;负面印象,又使人们更难离开那片土地获得平等的机会——历史遗留下来的这种结构性困境,不会因为法律文件改变措辞就自动消解。
明治的解放令是一个典型的案例,说明了「形式平等」与「实质平等」之间的距离可以有多远。
本篇要点
① 起源:江户时代之前已有职业分工与忌避意识的萌芽,但制度性固化发生在江户幕府时期。
② 固化机制:职业绑定 + 居住隔离 + 通婚禁止,三重限制共同构成了一个封闭的歧视循环,延续约260年。
③ 解放令的局限:1871年的法律平等宣言,没有配套的经济支援,也没有改变民间的认知;旧歧视换了新名字继续存在。
④ 历史的重量:两个半世纪的制度积累,不会因一道命令归零——这是理解此后一百多年间同和问题持续存在的前提。
下一篇,我们将讲述这段历史中最有力量的转折:1922年,当事者群体自己站出来,在京都宣读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份民间人权宣言,成立了全国水平社。那句「人の世に熱あれ、人間に光あれ」,至今仍被铭刻在日本的人权史册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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